十二岁那年，我记事以来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在姥爷家见到了这个皮肤蜡黄、双眼奇大、矮小佝偻、骨瘦如柴的老太太。她与姥爷、姥姥说着我听不懂的朝鲜话，偶尔瞪着大眼睛看着我笑笑，而我则一直在想她一把年纪，怎么还头发乌黑。直到有一天，我无意间撞见她把头上的假发拿下来梳理，吓了一跳。我与她因为语言隔阂，交流甚少，那一幕便成了我之后每次想起她，脑海中浮现的第一个画面——她的头顶，只剩下几缕白发紧贴在头皮上，衬得她干巴巴的面容更加憔悴。她见我看见她，立刻把假发戴了回去。
她是权南顺(Kwon Nam-soon)，姥爷的妹妹。我和家人最后一次见到她，是2003年年底，于北京。她走时在假发里藏了近1000美元，还带着100支青霉素，两个装满了二锅头的塑料桶，两条烟，上百条丝巾，成捆的丝袜，整盒整盒的口红、粉底及不计其数的衣物、皮包、皮鞋，穿着姥爷家送给她的一身新衣，踏上了回家的火车。
她的家，在朝鲜。
自此，她和她的家人音信全无，生死未卜。
如今回首，南顺和姥爷这对出生在中国东北的朝鲜族兄妹，本在青春岁月时被卷入了同一个历史漩涡，却因为不同的选择，走上了各自跌宕起伏却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在后半生的数十载中，他们分居朝中，她从一介平民“荣升”特权阶层，他从军中新星到被打倒为“反革命”，随后，他们又被各自的命运带向了另一段沧海桑田。兄妹分别至姥爷去世的半世纪里，他们六次团聚，却从手足情深、相互扶持，到互生嫌隙、渐行渐远。姥爷和南顺，俨然成了中朝各自发展和关系走向的一个缩影。
而我则在长大后才逐渐从家人处得知，在我眼里形容枯槁、平凡无奇的南顺，曾有一段和丈夫一起在海外工作的神秘经历，且待遇优渥。家人一直认为，他们极有可能是朝鲜的一对海外特工夫妻。然而，那一段传奇的真相，连同她与她的家人失踪至今的原因，都被不断叠加的岁月和越发封闭的朝鲜遮盖得愈加扑朔迷离，只剩下我和家人能够拼凑出来的回忆，以及我们通过反复思忖这些记忆所得出的猜测和分析。
Courtesy of Vanessa Piao
作者的姥爷、南顺与曾外祖母1956年于哈尔滨合影留念。曾外祖母不久即去世了。
命运流转
姥爷的家族祖上是“两班”，即古朝鲜时代的贵族阶层。二十世纪初，姥爷的祖父和几个兄弟被中国东北富饶广阔的土地吸引，一起离开了朝鲜半岛南部忠清北道的老家，来到黑龙江省中部绥化的绥棱县定居，以种地为生。
姥爷名叫权伍载，1929年生人，上面有两个姐姐，后来都早在1940年代时便嫁回了现今的韩国。姥爷4岁时，他的父亲被土匪绑架勒索钱财，熬了数月才被释放，出来后很快便去世了。当时还未出生的妹妹南顺，自此成了曾外祖父的遗腹子，于1933年出世。曾外祖母不曾改嫁，独自养育了四个子女。
曾外祖父去世后，曾外祖母便搬到了哈尔滨市郊，在那里经营一家家庭旅馆维持生计。姥爷到了上学的年纪，因家里困难，便被送回了绥化投奔亲戚，在那里上学。南顺则被留在了曾外祖母身边，在那里读书。
姥姥回忆，姥爷曾说他和妹妹从小的性格就截然不同——姥爷内向沉默，南顺则外向泼辣。
姥爷中学毕业，于1948年参加了解放军，随后主要负责基层宣传工作。
南顺中学肄业，从学校出来后，她与一位中学时曾教过她的老师重建了联系，并互生好感。这位家里是从北朝鲜移民到中国的老师，最后成了她的丈夫。
她的丈夫，名叫金大万(Kim Dae-man)。他的具体年纪，家人记不清了，只大概记得比姥爷年长几岁。
1950年6月，朝鲜战争正式爆发。同年10月，毛泽东决定出兵朝鲜，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军。姥爷作为第一批入朝志愿军中的一员，当月便开赴朝鲜。姥爷在朝期间是朝鲜族上将赵南起的老部下，先后任计划运输科助理员、参谋，负责火车调度等后勤事宜，也因会说朝语，负责一些翻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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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金大万1955年于朝鲜。照片中，他身着朝鲜人民军军装；右：本文作者的姥爷权伍载（右三）和志愿军战友在朝鲜。具体时间、地点不详。姥爷手中，是他从朝鲜老乡家购买的一把小提琴。
1957年时，姥爷在一次回东北探亲期间，经战友介绍认识了一位辽宁抚顺的朝鲜族姑娘，也就是我的姥姥，并确定了恋爱关系。
姥姥说，姥爷曾提到过南顺的丈夫比他更早赴朝，在战争正式开始前就已身在朝鲜，且虽是以解放军身份入朝，但最终变成了朝鲜人民军编制。对于金大万的教书、参军经历，家人了解不多。但据史料，我们分析，他可能是金日成在1949年战争一触即发、人手紧缺之际，向毛泽东索要的三个东北“朝鲜师”中的一员。这三个师全部由朝鲜族士兵组成，分别于1949年7月及1950年4月抵朝，随后收入人民军编制。
家人回忆，姥爷曾提到金大万打仗时是侦察兵，专门负责“抓舌头”，即到三八线以南抓韩国士兵来套取情报。战后他在人民军中的职位不详。
南顺则成为了一名小学老师，在哈尔滨市郊教书，并照顾曾外祖母。直至1956年6月，曾外祖母病逝，南顺未和姥爷商量，便变卖了家里的房产和全部家当，只留了一套铜碗随身带着，只身乘火车前往朝鲜，去找金大万。
甫入朝鲜，南顺身上的钱就全被偷了，只剩下铜碗。她就这样带着一套铜碗找到了金大万，与他结为夫妇。随后，她也联系上了姥爷。
家人回忆，姥爷曾说过，最后一批志愿军即将撤军之际，曾有人民军领导多次动员他留在朝鲜援建，并许诺更高的官位，但被他断然拒绝。家人说，姥爷对人民军，很是“看不上”。姥爷觉得人民军组织纪律极差，人的素质更差——姥爷曾对家人讲过，那时候志愿军和人民军聚会，按朝鲜人的习惯在进屋前把鞋脱在门口，而人民军每次都编个理由先走，为的就是把志愿军的好鞋穿走，把他们的破鞋留下。
再者，姥爷也考虑到当时已和姥姥定下了婚约，已经去照相馆照过相了，不好意思反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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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作者家人据曾外祖母1956年6月去世推算，这应该是南顺初到朝鲜时，与作者姥爷的合照。右：作者的姥爷权伍载1958年回国后，与抚顺姑娘朴明淑结婚，即作者的姥姥。
姥爷曾告诉家人，他在离开朝鲜之前，曾去找过一次南顺和妹夫。他们夫妇一直居住在金大万战后定居的沙里院(Sariwon)市。沙里院是朝鲜黄海北道首府，位于平壤以南65公里处，也被称为平壤的卫星城，是黄海北道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至于金大万起初定居于此的原因，家人并不清楚。
姥爷曾说，他当时力劝他们不要留在朝鲜，跟着志愿军部队回中国。但南顺和妹夫拒绝了，因为金大万认为留在朝鲜，仕途更有发展。姥姥还记得，当时姥爷极其不赞同妹夫与妹妹的决定，认为他们留在朝鲜，一定好不了。
自此，一条鸭绿江，隔开了这对兄妹之后的荣誉和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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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的姥爷权伍载1957年于平壤拍照留念。一年后，他随最后一批归国志愿军返回中国。
1958年10月，最后一批志愿军回国后，姥爷所在的部队被派往大连待业，姥爷则先到姥姥的老家抚顺，和她结婚。时恰值北京军事博物馆筹建，姥爷随后被派往那里就职。当年冬天，便携妻抵京。当时身为全志愿军最年轻上尉的姥爷，成为了军事博物馆抗美援朝馆的一名助理员，前途大好。
此时至60年代初，姥爷未能联系上南顺。据家人回忆，1963、1964年左右，文革前夕，姥爷曾去朝鲜大使馆打听妹妹的下落，未果。
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初，朝鲜在中苏关系恶化后，由起先倾向中国转向了倾向苏联，导致中朝关系紧张。文革初期，朝鲜报刊一系列文章含沙射影地批评中国左倾机会主义、教条主义，随后，愤怒的红卫兵以一张称金日成为“修正主义者”的大字报回敬。
1967年的一天，姥爷从外地出差回京，一下车就突然被抓了起来，被指责是“保皇派”、“反革命”，随后被关押、抄家、羞辱、折磨。而姥爷被批斗的“错误”之一，就是他曾试图联系朝鲜亲戚，勾结“朝修”。
姥爷先后被关押在北京和山西，直至1971年才恢复自由，但一直未被正式平反，组织上拖了几年未给他重新分配工作，短暂回到军事博物馆复职后又让他转业，姥爷不同意，便又被架空数年，直至1986年查出了癌症，随后办了离休。
姥爷的三个子女，均出生于60年代的妈妈、小姨和舅舅，在文革的阴影下磕磕绊绊地长大，也从未学过朝语。他们在童年时代，只模糊地知道姥爷在朝鲜还有个妹妹，但对她和金大万一无所知。而南顺和金大万60至70年代上半叶的经历，我们至今所知甚少。他们大多只和姥爷用朝鲜语交谈，他们点到即止，姥爷文革后，则对几乎一切政治话题三缄其口。
北京现身
1978年夏日的一天，当时在读小学的舅舅中午放学回家吃饭，照常去大院的传达室拿报纸。刚到门口，他就看到那里站着一个打扮非常时髦的女人。她的头发是烫过的，穿一件化纤掐腰的湖蓝色上衣，围着纱巾，下身着一条藏蓝底黑条纹喇叭裤，脚蹬一双黑色粗跟高跟皮鞋，仔细一看，还有一颗大金牙。
“一看就让人觉得是归国华侨似的。当时国内根本没有那么打扮的人，都是一片灰，”舅舅回忆说。
那个女人，正在和传达室问权伍载的住址。
舅舅一听是找爸爸，就拉她，说他带她去找。舅舅介绍了自己，随后才知道，这个中文已经不太流利的女人，就是那位“北朝鲜姑姑”。
南顺的突然来访，震惊了全家。小姨赶紧去把当时正在外办事的姥爷找回了家。
分别廿载，兄妹团聚。姥爷和南顺一见到彼此，便喜极而泣，紧紧相拥。
“姥爷激动得嘴唇都发抖，”妈妈说。
南顺还带来了一个让家人吃惊的消息：她竟是从澳门来，短暂路过北京，顺便来看一看姥爷，一会儿还要回到朝鲜大使馆去。她说，她是通过官方关系打听到了姥爷被分配到了军事博物馆，然后找来的。南顺只说她与丈夫目前都住在澳门，至于他们在朝鲜和澳门的具体工作，她并未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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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姥爷权伍载的妹妹权南顺70年代在澳门。生于中国、朝鲜战争后随夫定居朝鲜的她，曾有一段在澳门工作的神秘经历。
比起姑姑为何从朝鲜跑到了澳门，更让妈妈、小姨和舅舅三个孩子好奇、激动的，是姑姑带来的高级礼物。
“姑姑一进门，就先把兜里带的五块表掏出来了。她也没带包，全是从衣服兜里掏出来的。一块一块都是用眼镜布包的，用皮筋绑着，”小姨回忆说。
三个孩子打开一看，全是瑞士高级手表。
姥爷的是一块梅花(Titoni)全自动机械手表，姥姥的是一块梅花全自动机械女表。舅舅得到了一块精工(Seiko)全钢全自动手表，妈妈和小姨各得到了一块瑞士的漆皮表带手表。“我们都不认识那是什么牌子，但是特好看，”小姨说（后来妈妈和小姨的两块表因为那时家里缺钱，次年被姥姥卖了，妈妈和小姨到现在都很伤心）。妈妈说，那时候大部分人都没怎么见过瑞士手表，所以能戴上一块是一件很让人羡慕的事情，恨不得时时刻刻都要把手腕亮出来。
南顺还带了一块那个年代在北京根本没见过的力士(Lux)香皂。“那个香啊，特好闻，”小姨说。接着，南顺又把脖子上的纱巾解了下来，也留下了。
战后，朝鲜工业化进程大踏步向前。70年代时，朝鲜经济明显好于中国，朝鲜的生活，让当时的中国人十分艳羡。
南顺那次只匆匆呆了一个下午，简单告诉了姥爷她家里的基本情况。她说，她与金大万在50年代末到60年代这段时间里生了三女两子，她和丈夫在澳门期间，她的孩子们都被允许在平壤的万景台革命学院读书，凡需出门，也有专车接送。这所军事化管理的学院，只有对国家有杰出贡献、拥有特殊荣誉人士的子女才有资格就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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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顺夫妇与大女儿、二女儿60年代于朝鲜。60年代时，身在北京的作者的姥爷权伍载未能联系上他们，照片为此后随信收到。之后南顺和金大万对那一时期的工作也从未谈及。
南顺离开时说要去北海，朝鲜使馆的车一会儿会在那里接她。妈妈和小姨放学后，正好送南顺到附近的21路车站。妈妈说，她们至今都记得，“路上姑姑跟我们说，她去澳门之前在朝鲜培训，什么坦克、飞机，给她什么她都能开。她还学过格斗。她说她一个人打四个小伙子没问题。然而南顺依旧未向两个侄女提及，她接受这些训练，是准备做何工作。
军事博物馆站是21路的终点站，等车的人很多。轮到南顺要上车时，车门突然关了。“结果她啪地一抓车门，刺溜一下一转身儿就上去了。身手特敏捷，我们都惊了，”妈妈说。
过了几个月，姥爷陆续收到了南顺的两三封信。寄信地址均是广州白云宾馆。信里说，她的丈夫金大万患病，在白云宾馆养病。随信还寄来了一些他们夫妇在澳门的照片，和他们及子女在朝鲜的照片。
妈妈、小姨和舅舅说，南顺那时寄来的照片中，她的子女都穿着制服，看起来英姿飒爽。有些照片还是他们在游乐场玩的场景。“当时羡慕得不得了，觉得他们生活得特高级，”妈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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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顺70年代末寄来的照片里，她和小女儿在平壤的游乐场里游玩。在南顺和金大万驻澳门的鼎盛时期里，他们和在平壤读书的子女都过着优渥的生活。作者的妈妈、小姨和舅舅看到这张照片后，羡慕不已。
神秘“权贵”
1979年春日的一天，姥爷突然接到了金大万的一通电话，说他从澳门路过北京回朝鲜，当晚10点将造访。
到了约定时间，姥姥让妈妈下楼接姑父。妈妈一下楼，就看见一辆黑色奔驰轿车停在院门口的路口，车灯关着。司机下车绕到车后，先鞠了一躬，随后打开了车门。一个穿一身灰西服、皮鞋锃亮、派头很大的男人从车里迈了出来。他，就是金大万。
“姑父是那种老拿着劲儿的，对家里的小辈儿都不太爱搭理，”舅舅说。
“他会说中国话，但是一句都不说，也不知道为什么，”妈妈说。
那一夜，一直很合得来的姥爷和金大万，高兴地聊了整整一宿。据家人回忆，金大万当时说，南顺此时仍身在澳门。朝鲜派他和南顺到澳门（具体派驻时间，家人记不清了），且他们需要自己谋得工作在那里长住。南顺在一个制衣厂做缝纫工，他是那里的工头。他说，他和南顺都学了广东话，他因有时需要来往东南亚国家，还学会了泰语。
妈妈、小姨和舅舅记得，当时曾看见姑父兜里揣着好几本不同国家的护照。
但关于他和南顺的具体工作性质和内容，他始终未说明，南顺日后也不曾透露更多。家人分析，他当时也是基于对姥爷的绝对信任，才蜻蜓点水地透露了这点滴信息。
金大万第二天一早便离开了。离开前，他把自己穿在西服里面的一件新的尼龙T恤衫送给了姥爷，穿了一件姥爷的旧衣服走了。
走前，他还和姥爷姥姥约定，那日白天在朝鲜大使馆附近的日坛公园与姥姥再见一面——因为考虑到姥爷是军人身份，不便在公开场合见这位朝鲜妹夫，所以只得姥姥单独前往。
妈妈说，那天一早，也是她送姑父下楼。秒针刚到5点整，那辆黑色奔驰就来到了前晚的停车地点，带着金大万疾驰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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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大万70年代于澳门。他会说完全没有朝鲜口音的韩语、中文、广东话和泰语，行踪神秘。
白天，姥姥和妹夫在日坛公园一个角落的亭子里短暂会面，由妈妈在附近放风。金大万给了姥姥一点美元，又给了她一台日本松下的单卡收录机。
姥姥回忆，姥爷前晚听到金大万说他和南顺在澳门工作、金大万有时还需来往东南亚，加之妹夫和妹妹均未详述工作内容，便立刻明白了“工头”、“缝纫工”大概只是幌子，他们一定是从事朝鲜政府的秘密工作。姥姥说，姥爷本就是一个谨慎的人，加之经历一系列政治运动后，便更加谨小慎微，所以在猜到他们的工作性质后，即刻明白他们依纪律不能多说，便停止了追问。
姥爷有了这样的怀疑之后，家人此后也都明白了不应该再打听他们当时的经历。
神秘、傲气的金大万，之后便返回了朝鲜。家人数年后才得知，他因健康情况恶化，1979年那次回到沙里院后就一直留在那里治病，无法再执行外派任务。南顺随后便也从澳门回到了沙里院。他和丈夫的巅峰时代，就此结束。而我们则从未料想到他们此后的人生转折。
在鸭绿江这一头，那个物质条件匮乏的年代里，姥爷一家人对南顺夫妇的赠予念念不忘，心怀感激。姥爷的三个孩子更是觉得有这样事业有成、生活优渥的朝鲜姑姑、姑父，很是新奇得意。而在文革后越发草木皆兵的姥爷，则嘱咐子女不要在外面提起南顺和金大万来家里的事，免得政治波动，又惹是非。妈妈说，姥爷心里大概还有一层感情——南顺当年自作主张卖了全部家当跑到朝鲜，让丢失了关于母亲一切回忆的姥爷伤心不已，而南顺如今的慷慨，也算是补偿了一些当年的草率任性。
但金大万这次造访后，他和南顺再次消失了。
今非昔比
数年一晃而过，姥爷一家不知南顺和金大万自1979年别后身在何方，他们也没有再联系我们。
直到1986年年底，姥爷第一次收到了南顺申请到中国探亲的电报。我们这才知道，她和金大万已彻底结束了海外的神秘工作，从澳门回到了平壤以南65公里外的沙里院家中。
前两次，南顺和金大万均是突然到访，明显可以自由出入中国。但这次，南顺的电报上说，姥爷需要在北京找出入境机构开具一封邀请函，寄回沙里院的指定地址，她方能以探亲理由来到北京。我们后来分析，这似乎说明当时他们的身份性质已经转变了。
“八年没见，那时候爸还是挺想她的，”小姨说。
不久后，53岁的南顺只身乘火车抵京。她从朝鲜带了几大包当地最好的海鲜、巧克力等，作为给姥爷家人的礼物。
她一下车，便把胸前的金日成像章摘了下来，用手绢仔细地包好，对像章特别重视、爱惜。后来妈妈还想借来看看，还问能不能送给她，南顺就只笑，不说话。
80年代，战后一直处于美国贸易禁令之下的朝鲜于外在海外制造了一系列暴力事件，于内仍执迷于加强军事力量，对经济造成重压。时至80年代中期，朝鲜经济已陷入停滞，而对手韩国的经济则正高速增长。家人说，南顺那时，虽不如八年前光鲜，黑瘦了一些，但还算精神、时髦，还穿着皮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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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顺和作者的姥爷权伍载1986年12月在北京家中。那时的南顺还保留一些盛年时的风采，头发仍然乌黑茂密。
据家人回忆，她当时介绍说，自己1979年回国后，担任了沙里院一个相当于区街道办主任的职务，负责区内票证等一应物资供应，权力很大。丈夫回到朝鲜后则一直在治疗休养，但身体每况愈下，当时已被确诊为肝癌。
南顺说，她和丈夫回国后都被授予了朝鲜的最高荣誉“金日成勋章”，且担任朝鲜最高人民会议代表，待遇一直维持在比较高的级别，在朝鲜坐船、坐火车均免费。
她还给家人展示了一块国家奖励的欧米茄(Omega)手表。家人回忆，南顺说手表为朝鲜向欧米茄特别定制，奖励对国家有杰出贡献的人士。这块手表的表盘上写有金日成的名字，背面则刻着南顺的名字，金大万也有一块。妈妈说，那块手表的表带太长，在南顺细瘦的手腕上晃晃荡荡。
家人说，每每谈起金日成，南顺就难掩敬佩之情。在中国的电视上看到金日成，她就激动得热泪盈眶。
但她那次也提起，1979年金大万身体欠佳、夫妇俩回朝休养时，全部随身物品都被责令上交了，只给他们留了内衣内裤——南顺当时讲述时，姥姥觉得此种做法简直不可思议，因此印象极深——和一部相机。
“她那时候说，早知道当时多给咱们留点美金就好了，”姥姥说。
南顺还提到，朝鲜官方曾想招募她的小女儿做和他们夫妻一样的秘密工作，但她拒绝了。南顺依然没有说自己的工作具体是什么，但她此番言说，又从侧面印证了我们认为她从事秘密工作的猜测。
家人说，1986年那次，还未明显感觉到南顺在基本温饱方面有严重问题。但是那时，全家人都觉得南顺好不容易来探亲一次，应该尽量多给她买些东西带回朝鲜。
“她带那些海鲜什么的，肯定也是把家里最好的都拿过来了。那时候我们对姑姑也特别感激，”小姨说。
但是，那时姥爷身为文职干部，妈妈和小姨刚刚开始工作，舅舅还在上大学，像当时北京大多数的工薪家庭一样，姥爷家里也实在没有富余的钱。姥爷没办法，把1964年被授予少校军衔时，军中量身订做的一件长款马裤呢（一种高级斜纹毛料）大衣拿了出来，由姥姥私下联系买主，最后由小姨带着，偷偷地在军事博物馆附近的一个小树林里，600块钱卖给了一个东北人。
“那件马裤呢大衣，文革那会儿谁要是有那么一件，可是超牛。而且这东西可不能随便买卖，”舅舅说。“当时的600块钱什么概念，600块钱是一个普通职工一年的工资。”
这600块钱，全用来给南顺买了吃、穿用品。
姥姥印象最深的是，南顺那时说想买糖精，因为朝鲜的小孩没糖吃，只能靠一点一点舔糖精吃解馋。她带点糖精走，回了朝鲜，可以让家里人分成一小包一小包的，随身带着，晚上遛弯儿的时候，就可以顺便卖点钱。家人随后便去前门的一个化工商店买了糖精，还买了一些水果糖、巧克力等，让南顺带走。
那一次，南顺很惦记重病的丈夫。朝鲜官方本来给了她三个月的探亲假期，但她只呆了一个月便匆匆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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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顺和丈夫70年代于澳门。
她走时，姥爷一家人给她带的食物、衣服、布等生活用品足足有四百斤，军事博物馆来了四个战士帮忙装车运到火车站，妈妈又在北京站货运部托了朋友，才得以全部运走。
妈妈说，当时她去北京站送姑姑。临上车前，南顺戴上了她的金日成像章。妈妈记得像章是一面飘动的红旗状。但南顺一上车，朝鲜列车员一见她戴这种像章，便纷纷敬礼，还热情地帮助她拿行李。妈妈分析，大概她戴的像章样式，与普通朝鲜百姓有所不同。
南顺在此后的通信中说，她回到朝鲜三个月后，1987年初，金大万便与世长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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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代，南顺一家人于平壤合影。她的三女两子都在平壤的万景台革命学院读书，这所学校只供对国家有特殊贡献人士的子女就读。
这之后的5年中，姥爷曾给南顺写过几封信，问候她一些家长里短，并收到了南顺简短的回复。家人说，南顺寄来的信明显是已经被拆过、又重新封上的，大概是经过了朝鲜官方的检查。
1991年9月，南顺第二次以探亲身份来到北京。这次，她穿了一双磨得发白的旧皮鞋，只随身带了一个小包，拿来了一些朝鲜的海带，准备给当时正怀着我的妈妈，做朝鲜人认为对孕妇身体特别好的海带汤。
时年，朝鲜经济已开始衰退，粮食危机也开始显现。而家人也是在看到南顺后，才意识到朝鲜情况的恶化。
“那时候就感觉到朝鲜有点儿不行了，”舅舅说。
小姨回忆说，南顺那次比第一次来探亲时更黑、更瘦了一些，而且刚来时，不敢吃白米饭，因为不消化，只能先喝米汤，然后每餐逐渐增加一些米粒，到了第三天才开始吃米饭。油腻的食物，她更是不敢碰。
“那时候我们稍微吃点儿好的，吃点儿肉什么的，她就掉眼泪了，”小姨说。“可能也是想到家里的孩子吃不上这些。”
当时看来，她和孩子们过得都不容易。南顺说，她的五个孩子从平壤的“贵族学校”万景台革命学院毕业后，都在平壤或沙里院读了大学，之后除大女儿随夫定居平壤外，其余都回到了沙里院工作。
那时，姥姥正在韩国探亲，南顺在家里，除了和姥爷聊天，还经常做家务、给家人做饭。
南顺那时对姥爷的三个孩子很疼爱。
小姨说，当时她出了意外，腿受了伤，南顺就每天给她按摩，帮助恢复。那年夏天，时于新华社澳门分社工作的父亲在和妈妈一起过马路时，在正怀着我的妈妈面前出了严重车祸，侥幸存活。南顺来时，正值父亲回京养病。妈妈说，当时南顺见到严重脑外伤后遗症的父亲，心疼得大哭一场，还摸着妈妈说，“爱莲，完了！完了！”（后来父亲在精心养护下恢复了健康。）
“那时候还是有亲情，”舅舅总结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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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顺1991年9月28日在北京一公园游玩。她手腕上的，就是那块朝鲜为奖励有功人士特别定制、表盘写有金日成名字的欧米茄(Omega)手表。
11月初，南顺如上次一般，带着家人尽己所能给她购买的大包小包的“中国物资”回家了。从这一年开始，南顺每次来都会尽量多带一些青霉素回去，因为朝鲜药物紧缺，带青霉素回去也能换钱。
她走时，是舅舅送上车的。舅舅也得以窥见了南顺一些残存的“特权阶层”的影子。“姑姑一上朝鲜火车，腰杆儿一下挺直了，派头也上来了，”舅舅说。“反正那些列车员一见她那像章，立刻就毕恭毕敬的了。”
这次南顺走后，姥爷也没有再给她写过信。家人说，姥爷之前给南顺写信，她都仅说一切都好，且信明显被人检查过，姥爷开始明白南顺即使有什么不好，也不能在信上说，再写信也没有意义，不如直接等她通知下次探亲。
饿殍浮现
1991年年底，苏联正式解体，经济上严重依赖苏联的朝鲜骤然失去了苏联支援，岌岌可危，粮食压力亦陡增。中国曾一度填补了苏联留下的窟窿，成为朝鲜最大的援助国。
1994年，金日成去世。次年夏天，朝鲜出现严重洪灾，使粮食问题失控，全境饥荒情况恶化。截至90年代末，朝鲜因饥荒死亡的人数据信多达百万，包括中国、韩国、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对朝鲜提供了人道援助。但家人说，当时并不了解朝鲜出现了如此严重的灾荒。
1996年年底，这场饥荒期间，南顺再次来京。这次，她光脚穿了一双塑料鞋，两手空空。
家人说，她那次来时，已经有了比五年前明显得多的营养不良的模样。
“她那时候跟姥爷说，她每天粮食量就是大概三四两，”舅舅回忆说。“逢金日成生日，能吃顿豆腐。肉就别提了。”
而妈妈记得，南顺曾和姥爷说过，她因享受特殊待遇，终身享有每日一斤四两的粮食供应，不过是粗粮，且金日成去世、金正日上台后，她的子女不再享受和父母辈一样的待遇。妈妈分析，她说的每日三四两，大概是还要接济儿女、孙辈的结果。
“她家这样的话，可能普通老百姓更少，”姥姥说。
舅舅说，那时南顺开始和姥爷讲起朝鲜饿死人的事了。“那会儿姑姑曾经说过，那时候已经出现人吃人的事了。她说有的邻居说，谁家死了人，不能让人看到人埋在哪儿。如果知道人埋在哪儿，那就悬了。”
家人回忆，南顺曾说她家住在一幢公寓楼的最高层，但是限水限电，经常没电，所以得爬楼梯。因为没电，水也泵不上去，需要自己准备个大水缸，打水来用。
但除了这些客观描述外，南顺对自己的国家和领袖，并无半分怨言。
南顺和姥爷的家族在韩国仍有数支延续。他们的两个姐姐在朝鲜战争前便嫁到了韩国，但60、70年代均去世了。但姥爷在改革开放初期与韩国的几位表亲重新建立了联系，偶尔会互相探访。
南顺在京期间，正好姥爷在韩国的一个表妹也短暂来京，于是姥爷家就发生了一次“朝韩历史性会面”。姥姥回忆说，当时韩国的表妹对这位北边的亲戚又好奇又可怜，南顺则尽量不主动和韩国表妹说话。韩国表妹临走时，给了南顺100美元。南顺收下了，但是嘱咐姥爷不要和别人提起他收过韩国亲戚的钱。
这次，南顺依然住了三个月。在京期间，她的体重长了十几斤。走时，家人依旧倾其所有。除了衣物、布、药品等，她还带走了一台日立21寸彩电、一辆飞鸽自行车和一台缝纫机。
积怨难平
1999年左右，中国正被“韩流”席卷，许多年轻人纷纷迷上了韩国的明星、音乐和影视。而对越发落后的朝鲜，许多中国人则愈趋冷淡。
南顺此时突然来了一封信，说自己的小儿子要结婚，请姥爷家给她寄一些东西。
这回，姥爷有点不高兴了。
舅舅说，信上写的都是一些相对高档的服饰等物品，且把她想要的东西描述得极其具体。“细到她说要什么什么款式的西服，什么什么款式的皮鞋。”
家人回忆说，第一次按她的要求寄了东西之后，她又来了一封信，列出还缺一些物品。那时往境外邮寄物品并不方便，但家人依然硬着头皮又寄了一次。
在那个年代，她所要的物品对于姥爷家来讲也并不便宜。姥姥说，姥爷收到这两封信以后开始觉得，南顺既不体谅他身患癌症，信中也不曾问候半句，还不顾及家里的条件，一而再再而三地要东西，似乎有些过分了。
Courtesy of Vanessa Piao
1999年，南顺（前排右一）为了办小儿子（前排左三）的婚礼，写信让权伍载家从北京寄了不少新衣、皮鞋等物品，还指定了款式。
2000年，金正日在继承父业后首次访华，被视为中朝自中韩建交以后关系再度转好的标志。自这一年起，平壤在经贸方面越发依赖中国。同年，韩国总统金大中与金正日在平壤进行了首次朝韩首脑会晤，朝韩关系也取得突破性进展。
此后，2001年年底，时已退休的南顺，在冬日里穿了一双塑料凉鞋，背了一个塑料布包，头顶一顶已经擀毡的假发，又来北京住了一个月。有了之前的不满，姥爷这次对南顺比之以往要冷漠了许多。
舅舅说，南顺这次来的一个月里，已没有以前的亲切关心，而是一心想着要到更多东西了。
“就是凡是她开口说话，所有的话都是要东西。直接要，直接要完了就变着法地要。比如她就说，‘哎呀这个东西真好！’‘这个东西在朝鲜拿的话，别人都要羡慕！’”他说。
家人说，这一次，南顺对旧衣旧物，已经看不上了。她只想要高档化妆品、皮包皮鞋，还有美元——姥爷当时说，他在抗美援朝时期，经常看到每当一架美国飞机被打下来，满山坡就都散落着美元。但他觉得这些美元除了纸质好以外没什么用，就拿来糊墙。殊不知，昔日的糊墙纸，成了妹妹现今最需要的东西。
“她就整天说dollar、dollar，dollar这个话说得可清楚了，”姥姥说。“她说她一个女婿要去俄罗斯留学，需要钱，开口就要3000还是5000美元。后来给了她1200美元。把你姥爷气得一宿一宿睡不好觉。”
“你姥爷家是양반（发音为yangban，即前述‘两班’，指古朝鲜时代的贵族阶层——编注），你姥爷就觉得，怎么家里能出这样没皮没脸要东西的人！”姥姥说。
家人回忆说，那时南顺还曾哭着讲，她在沙里院做药剂师的小儿子得了胃癌，为了保命做手术，但是医院没有麻药，只能被绑在手术台上做，活活疼休克了几次，但最后活了下来。
现在想来，以朝鲜当时的条件来讲，这也是有可能发生的。但姥爷当时已经十分厌烦，听了还对家人说，这也不知真假，也许也是为了要钱。
但家人还是尽量满足了南顺的要求。临走前，舅舅和舅妈本想把他们不用的旧电脑、手机也送给南顺，但被姥爷拦住了。南顺走后，姥爷发现南顺把一些家人给的旧衣服择出来塞在了床底下，没有带走，只把值钱的物品带走了。姥爷更加伤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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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顺2001年年底来京探亲时，与作者的姥爷权伍载、姥姥朴明淑于家中合照。这次，南顺一心求财，惹怒了姥爷。
家人说，姥爷最后对南顺，彻底寒心了。
“爸就觉得，怎么你要东西的时候信就能寄到，你也知道我身体不好，怎么问候的信没有一封，”舅舅说。“爸觉得她后来要的东西都不是解决温饱问题。你要的是奢侈品，你要东西是为了回家在邻居面前得瑟，你要的好多东西是爸自己都舍不得买的东西。那可能你也不是食不果腹。我们给你雪中送炭，没问题，责无旁贷。但是我们也没必要再给你锦上添花了。”
家人说，姥爷很不愿意因为自己妹妹的处境让子女承受太多经济压力，而满足南顺所提的要求，单凭他自己的收入是很困难的。姥爷本就认为当年南顺卖了家产，执意去朝鲜找金大万，之后还要留在那里生活的决定不可理喻，现在南顺还不顾他的条件，一味索取，越要越多。他深深地陷入了这个混杂了焦虑、怨恨、痛心的情绪漩涡中，心烦意乱。
舅妈说，她也是多年后才理解了姥爷。
“我当时觉得奇怪。你姥爷本身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怎么就这一个妹妹，最后对她这样，”她说。“后来我才理解，姥爷是怕这么给她东西，她觉得理所当然，未来姥爷不在了，她还是不停地要。姥爷更多的是担心，这样会给家里人造成很大的负担。”
现在不带情绪地回想，我们也更加理解南顺。大概朝鲜的条件太苦了，她被逼无奈，才硬着头皮向我们要尽可能多的钱和物品。她要相对奢侈的物品，大概也不全是自己用，而是在当地黑市上套点现，让全家生活得好一些。
“现在想想，她当年那么要东西，估计也不是为了她自己，还是为了孩子，”小姨说。
不知感激
2003年初，朝鲜宣布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中国被美国推上了促使朝鲜弃核的中间人的位置，并于当年在京举办了一轮中、美、朝三方会谈和一轮加上韩、日、俄的六方会谈。与此同时，朝鲜的粮食缺口依然严重，自90年代以来，叛逃的“脱北者”人数激增。
此时，家人已像许多中国人一样，私下里逐渐开始觉得朝鲜数年间拿了中国的无数援助，却不知感激，还频频在国际社会上给中国“添乱”，似乎不再值得同情和帮助了。家人对南顺一家的感受，似乎也开始变得与此如出一辙。
那年年底，南顺打破了以往五年探亲一次的规律，更是破天荒地直接从丹东给家里打了一个电话，说朝鲜放宽探亲限制，她被允许直接进入中国，且过两日，就要携小女儿来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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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顺的小女儿与丈夫1993年于沙里院街头。
“当时你姥爷一下就恐慌了，”舅舅说。“一个是没想到她来过一次那么快又来，另一个是她每次来要的东西，恨不得是五年攒的，她来这一次，不知道又得多大开销。”
这次，南顺和她的小女儿只住了一周，便返回了朝鲜。
“当时爸就觉得，你不仅自己来，这回还带了女儿来，就是认门儿来了。意思是以后你自己不在了，还要让你的孩子接着来要东西，”舅舅说。
这次，她与女儿和家里人的交流甚少。她的小女儿，当时大概30几岁，在朝鲜做家庭主妇，完全不会中文。姥姥家一进门，有一条长长的走廊。她的小女儿，一到家里，便开始蹲在那条走廊上擦地。
与此同时，南顺依旧只对美元、相对高档和方便套现的物品感兴趣。家人依然尽可能满足了她的要求。
此时，财和物，已然成了姥爷一家和南顺的唯一联结。这次南顺来访，家人甚至没有和她合影。
姥爷自2003年与南顺一别，便再也不愿谈及她。几次探亲后，南顺已经成了姥爷的精神负担。姥爷真的不希望她再来了。他没有再给妹妹写信，也没有再试图找过她。
“你姥爷对她恨，不愿意说她。就是偶尔说，她可能已经饿死了，”姥姥说。“可能从她当时自作主张把家里房子东西全卖了，就为了去北朝鲜，你姥爷就恨。”
而那次分别，竟是永别。
姥爷于2011年10月离开了人世，而他对南顺和她的子女孙辈会一直不停来要东西的担心，最终没有应验。南顺和她的家人干干净净、彻彻底底地消失了。数年间，家人一直隐隐忧虑，南顺和她的家人大概还要突然出现，索要越来越多的东西。多年后，我们才突然想到，或许他们再也不会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了。南顺从那个让全家仰慕过、思念过、心疼过、厌烦过的活生生的人，变成了我们茶余饭后偶尔提及的话题。
姥爷去世后，姥姥和她三个子女，在生活的忙碌奔波中看着年月匆匆，始终也没有再给南顺写信，或通过使馆联系她，只是有时突然想起她，随即才意识到原来这么多年已然一晃而过，竟没有她的半点消息。而对她境况的思忖分析，则往往又被下一波近在眼前的生活琐事淹没。
每每想起她，家人都会感叹于她和金大万澳门时期的风采。互联网信息开放后，有关于朝鲜70年代在澳门及东南亚建立情报网络的报道开始出现，似乎印证了姥爷当年的分析。家人猜测，南顺和金大万或许是澳门情报网络的创始或早期成员，但关于他们的具体任务，我们则仍无半点线索可寻。
然而每次的讨论，总以疑惑收尾——为何她之后便再没有和我们联系，又为何连她的子女，尤其是来过家里的小女儿，也都没有再申请探亲？即使她的子女和我们没有感情，但来探亲，总归可以拿到美元和其他物品，并没有什么坏处，为什么不再来了呢？
我们一致同意的一点是，以朝鲜的生活和医疗条件判断，南顺大概已经不在人世了。而关于她的子女则有太多种可能。也许他们也都因营养不良或疾病去世了——毕竟朝鲜的情况不能按常理判断，他们不享受南顺和金大万的粮食供应待遇，医疗可能也跟不上，且除大女儿外又都不在各方面资源都相对充裕的平壤，所以这种可能也不好排除。
也许，他们中的某一个人犯了某种严重的政治错误，导致全家都不能再出国探亲，甚至被关押起来了也说不定。
或者，经过多起叛逃事件，朝鲜在整体上限制了国民——尤其是干部家庭，出于任何目的的出境行为。
也有可能，他们也被我们伤了心，了解到母亲后两次探亲时我们逐渐冷落的态度，不愿再和我们来往......
“现在想想那个妹妹来了，一直蹲在那儿擦地，一直干活儿，真是挺可怜的，”妈妈说。
2014年，舅舅和舅妈去朝鲜旅游了一次，沿路看到了一些看起来极度营养不良的朝鲜人，也亲自经历了酒店的限水限电。
“那时候我回来就和你舅妈说，姑姑要再来一次，她提要多少美金，多少都给她凑上，”他说。“没有亲身去看过，没法切身体会到朝鲜老百姓到底有多穷。”
如今，岁月又前进了三个年头。而我们依旧只知，我们有这样一些家人，活在，或死在了朝鲜。
Vanessa Piao是《纽约时报》北京分社前研究员，现为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公共政策硕士一年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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